参照上文对国家权力、国家机关权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联性的剖析，相信读者很容易理解全国人大超越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制定法律的现实危害性和若长此以往持续的危害性：（1）挤压公民的基本权利，超越宪法规定的程序改变法权比例结构。

宪法学者，应该关注在职在位权势人物的权利克减，不可避开权势人物把克减的矛头指向弱者。（2）第二层次：国家机关。

一部法律草案，合宪就是合宪，不合宪就是不合宪，有不合宪或违宪的部分，哪怕只有1%，总体上也站不住——这应该算是有法学、宪法学特色的数学。基础的、起点性的认识差之毫厘，后面的研究结论会失之千里。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是我国现行有效的国家制度，是中国正在实行的政体，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另》文最重要的立论根据是否违反常识，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对国家和政府而言，‘法不授权不可为。

（6）公民非政治权利（用FZQ表示)，指人民自己保留的权利除去政治权利（GZQ）之外的部分，表现为公民人身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等等。[11] 2.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历史趋势，是在制度上逐步减少分类或限制分类。可在其基础上，增加实质意义的排除式规定。

然而相关规范设定所列举的非正常人情规避措施,在规制内容上未能厘清财产性利益与服务性利益，在设定方式上也未能将列举式规定与概括式规定结合使用。（一）拉拢干部对抗组织审查 该类情形即指将集团内的大小干部交结成为自己的亲信，建立起信息屏障，进而通过互通信息、转移或销毁证据、互相包庇和开脱，甚至动用相关力量干扰和阻碍对案件的查处[23]，其实质也是领导干部党内政治生活异化的表现。其三，责任追究，即是针对干部交结行为所设定的归责机制。六、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规范以瓦解山头主义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规范即是针对山头主义下领导干部的塌方式腐败，完善相应的干部挑选、使用规范设定，以防范任人唯亲、临时动议任免干部等现象出现。

另一方面，就技术手段而言。[32]参见汪凤炎：《中国文化心理学（第5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00页。

三、山头主义盛行阻碍查处之监察困境 山头主义即指因非正常人情的利益驱动使得相关受益人群自愿结成圈子、山头，山头主义盛行往往容易造成塌方式腐败。[5]《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36条规定：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既有规范设定大体上仍属于传统职能部门封闭式监察方式，可将之逐步转向为新兴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民参与相结合的[40]开放式治理型监察方式。（二）非正常人情识别标准不够周延 相关规范设定所禁止的非正常人情往往为当事人通过各种伪装措施来予以规避。

另一方面，将概括式规定与列举式规定共同作为规范设定形式。[27]参见侯育伶：《领导—成员交换理论与领导圈子的破与立》，《领导科学》2010年第19期。在提升发现人情问题、甑别人情礼性质的能力水平同时，相关查处机制也应一并确立完善。还应明确申诉受理第一责任人，受理与否的具体期限及回复方式。

例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第4条所认定的礼品包括：礼物、礼金、礼券以及以象征性低价收款的物品，但是二维码、电子礼品券等网络礼品形式则没有明确纳入规制范围。（一）设定正常人情识别参考标准 设定正常人情识别参考标准即指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以及民众的合理意见诉求，明晰正常人情的识别准则与依据。

又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2条虽然列明了相应的卡券范围，但未涵盖电子礼品卡。可参照《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关于省第七次党代会和五一端午两节期间严防四风问题反弹的通知》第1条之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互相吃请，换届选举后不得搞弹冠相庆，无论用公款、私款一律禁止明确规定，将私款送礼一并纳入监察范围。

法律（亦即司法过程意义上的那种法律）的目的就是司法或者实施正义。救济机关受理申诉后的审查过程，需面向申诉人及被申诉对象适度公开，并提供交互式的举证、申辩途径。[7]朴广熙：《论公职人员腐败的原因和结构特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4期。另一方面，就监察方式而言。法律秩序乃是对人们活动的一种限制以使每个人都处于其被指定的位置之中并维护社会秩序之现状。应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为主导监察主体、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为协同监察主体、所在单位下设职能部门为辅助监察主体。

一方面，婚丧嫁娶之特殊人情礼识别标准过于原则化。[6]郑家奎：《当前人情风泛滥原因及治理措施刍议》，《清江论坛》2012年第2期。

其一，监察主体，即是在干部交结预防过程中履行主要监督检查职责的相应监察部门。例如，《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宴请报告备案制度》第1、2条，就办前报告、办后备案事项予以了明确规定。

唯有正确引导并科学规制该类命题，方能在正常承续传统风俗习惯的同时，在源头上遏制人情礼异化所滋生的腐败。黄丽云，西南大学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第2条、《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第3条之规定皆就礼金、礼品、消费卡等财产性利益予以了规定，但未涉及娱乐健身等服务性利益，从而遗留了一定的查处漏洞。追责方式应以预防式警告、训诫乃至调离直接责任人为主，若造就既成事实及严重、恶劣影响者则施以事后惩戒。[40]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财政部条法司综合处原处长王进杰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以对抗组织审查[24]、北湖五毒局长陈全彪想方设法培养亲信助其敛财[25]即为该类行为的典型。

[22]作为一种利益共同体，所涉成员必然为避免信息暴露而受到处罚，彼此团结起来、互相掩护。另一方面，就监督方式而言。

相关规范设定就公款安排活动、公款用车、公款吃请等皆予以明确禁止，但私款送礼往往根据各地实际风俗习惯而定，较少绝对禁止，则遗留不少模糊操作空间。既要禁止接受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产性利益，也要禁止接受他人赠送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等服务性利益。

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围绕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原因[6]、特征[7]、现状[8]、责任追究[9]及相关制度建构[10]等问题展开，较少基于相关规范设定,针对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展开系统的规范分析。再如，《中共晋城市委办公厅、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车私用和领导干部婚丧事宜从简的规定》第6条规定：反对铺张浪费的原则，移风易俗，不大操大办。

（三）完善挂靠他人监督规范 挂靠他人监督规范即指就挂靠他人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二）完善非正常人情禁止性规范 完善非正常人情禁止性规范即指就相关规范性文件中的禁止性规范从规制内容到设定方式皆予以充实完备。[15]若相关规范不能完成对习俗、风尚行为准则的清晰设定，则难以实现对趋向异化之习俗、风尚行为的有效规制。例如，可将礼品礼金、消费卡、加油卡、电子卡、电子红包、旅游、娱乐健身等具体禁止事项予以明确列举，将其他能够直接或间接获得财产性、服务性利益事项作为兜底性表述，而避免不周延的规范表述可能生成的规则真空。

相关禁止性规定中大多指向常见的财产性利益，较少涉及服务性利益。[39]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43]完善该类规范即旨在保障并维护所涉干部应有的合法权益，从而于其所在组织序列中彰显基本的制度正义。一方面，就规制内容而言。

交通银行宋峰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礼品[2]、甘肃原常务副省长虞海燕培植私人势力，腐蚀纪检干部[3]、财政部条法司综合处原处长王进杰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4]，这些案例事例的发生皆与领导干部人情泛滥存在直接渊源关系。例如，《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第5条即直接承认并允许正常人情礼的存在。